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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

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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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一个商业史的观察者,所以我常常被人问及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过去20多年的中国变革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假设的情景来讲述。

假如,有一个叫“中国”的东方城镇。

20多年前,那里的房子都白墙黑瓦,家家门前有条小河,房子和房子之间有雨廊相通,镇上的人们都互相认识,生活单调而均贫。人人都有一份轻松而可有可无的工作,只要没有太大的天灾人祸,每个人都吃得上饭,但是却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大家都穿着俭朴而类似的衣裳,和气而单纯。

整个城镇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商店均简陋而干净,所有的货物都是配给制的,要凭票才能购买。天空晴朗而万物寂寥,对物质的欲望是一种受到谴责的“不道德观念”。

后来,城镇里出现了一些不安分的人,他们悄悄地在街头摆摊,贩卖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新奇的小货物。镇上那些严厉的管理员到处追赶这些人,收缴他们的货物,把摊子踢翻在地上,因为他们太龌龊,太不守规矩,也与原来的秩序太格格不入。

可是,这些人赶不胜赶——他们摆出来的小玩意儿实在是吸引人,让所有的街坊们都眼睛一亮,都愿意出钱买回去。这些人越来越多,声响越来越大,金钱居然向他们聚集,他们原本是城镇上最被鄙视和嘲笑的人,可是不久后,竟成了最有钱的人。这实在是一种很让人尴尬的事情。到后来,他们不仅穿上了鲜亮的衣裳,竟还有钱收购街上那些生意清淡的铺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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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着鲜亮的衣服,用着时髦的“大哥大”

 

城镇管理员的想法也悄悄发生了改变,他们觉得让城镇热闹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于是,他们自己上街摆摊、做生意赚钱。尽管他们拥有无人可比的好位置——街上那些最好的商铺可都是他们的,还可以自己设定管理规则,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他们可以规定只有自己的店铺可以卖凉茶,而别人则不行,可是他们始终不是小商小贩们的对手。他们的摊铺过不了多久就被打得稀里哗啦,他们经营的生意先是在城镇的边远地带被击溃,几年后,连镇中心地带的店铺也经营不下去了,这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另外城镇上的一些有钱人也赶来这里做生意了,他们带来一大堆镇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新奇好玩的货品。街道变得异常的热闹。因为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老的街道要被拓宽了,那些妨碍交通和交易的牌坊之类的东西都被拆除,所有的事物都变得乱七八糟。原来的那些规矩都好像不太适应了,可是新的制度又还来不及建立,于是,一切都显得混沌不堪。安分守己不再是美德,那些善于钻营和不安现状的人成了这个社会最受欢迎的人群,有时候,连豪取强夺的行为也被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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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在拆迁,一切都那么混沌不堪

 

又喜又忧的管理员开始寻找新的办法。当一个城镇开始繁荣起来的时候,最值钱的资源当然就是十字路口附近的那些土地和商铺了。谁拥有了它,便也就拥有了财富的源头。于是,管理员转变思路了,他们开始寻求结盟。土生土长的小商小贩是他们从来就瞧不起的,外来的、财大气粗的商人成了最合适的盟友。

于是,新的游戏开始了,管理员把自己名下的、位置最好的土地和店铺陆陆续续地拿出来,跟外来的商人们合在一起。这真是一对天作之合,他们中的一位拥有全镇最好的资源,还可以制定规则,而另一位则好像有用不完的钱,还有舶来的好工艺和最鲜亮的货品。于是,他们渐渐成了这个城镇的新主角。那些本地的小商贩们尽管还在不断地壮大,可是他们始终抢不到最好的位置,更要命的是,还有很多货物是他们不能经营的。谁也不知道这种情景到什么时候会有改变。

现在,这个叫“中国”的城镇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中。

原本只有一个十字路口的繁华区,现在已经扩散成了很多个商业地区,街上的货物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的日子也真的富足和好过了不少,它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与此同时,原本清洁的天空现在变得灰蒙蒙了,因为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喧嚣的大工地,到处都在尘土飞扬地拆旧房子、拓宽街道、开建新的店铺,每天街上都会出现新的招牌和新的货物,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荣、那么的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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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每天都在出现新的事物

20多年前的那种清淡而悠闲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那些漫卷着诗书无聊行走的人们早已不见了,每个人的神情都很紧张,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走路的速度比以前明显要快多了,连说话的速度和态度也大大的不同。态度和气的街坊也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是生意客,每个人的身份和价值都跟他的财富多少有关,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单纯。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叫“中国”的城镇真的是与30多年前大大的不同了,每个身处其间或游历到这里的人都很好奇于它的未来。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每当我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中国变革的时候,听的人都会面带微笑而觉得有趣。


2

1902年,安德鲁·卡内基已经很老了。两年前,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摩根实现联姻,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直到这时候,他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也涂抹出一个吝啬、冷血、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

这一年,67岁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在那里的某一天,他突然开始醒悟。他的传记作者奥尔·亨廷顿写道:“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老卡内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今天在美国各地,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赠的图书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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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卡内基图书馆内部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在他的努力下,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辞职,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名传教士。

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我很羡慕这位朋友,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以财富为标杆,所谓的智慧、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伦理、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地击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美国心理学家尤维·吉伦便认为,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缺少精神慰藉的空白,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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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走街头的人都神色匆匆


有一年,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他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但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到处是尖顶”。他所谓的“尖顶”,是指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儒家学堂”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尖顶”。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羸弱。

我曾经去过北方的一片森林:40年前那里郁郁葱葱无涯无际;20年前,人们开始大量砍伐建厂,当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5年前,林木锐减、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急速恶劣,一些赚到钱的大户开始纷纷外迁;1年前,当地人开始大面积种树,试图恢复原貌,而据说,要恢复到20年前的模样,大概需要100年时间。

天下轮回,大抵如此。每一个人生、公司、国家和文明,确乎是有“报应”的。如果没有清晰、超然而有规划的生命观,那么任何财富追逐的结果都将是灰色的、茫然的。这样的话题,对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那么的陌生,但是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百分的醒目。我希望穆罕达斯·甘地式的观念能成为普世的生命观。这位终生节俭而倔强的印度人将下列现象称之为可以毁灭我们的事物”,它们包括——没有规则的政治,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个性的知识,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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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节俭而倔强的穆罕达斯·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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