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波逐流的年代,咬准长久不变的常识,哪怕日拱一卒,也是可贵的安稳。
今天想讲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直接相关,我也相信,你们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初次听导师李良荣教授上课,是在2009年9月。彼时64岁的李老师鬓边已经花白,穿着一件短袖衬衫。
关掉投影仪和讲台上的电脑,他走到移动黑板前,拿起记号笔,一边写下课程名字,一边说着开场白:“不管你们今后是做记者,还是做学术,我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思想自由是一切研究的前提。”
话音刚落,微风吹开窗帘,一束阳光洒在黑板上,醍醐灌顶,好似一个微妙的隐喻。复旦大学的校歌里写,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初听有模糊的触动,在学校呆了七年,眼见耳闻,会心之处更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李老师。读研三年,常去李老师的办公室,每次都见到四处摊开的新书。有时拿起来翻翻,瞥见最时兴的经济理论,或者颇热门的社交网络,都有大量的批注。我问李老师一周读几本书,他总是笑笑不说话。可每次谈到具体的问题,李老师又会说,你去那本书的第几章里看看。当日我以为,思想自由就是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尽情遨游。后来有更多机会,读李老师的文章,恭聆学林掌故,有了新的认识。
李老师常提起他的导师王中。熟悉中国新闻史乃至现当代史的人,对这个名字想必也不会陌生。
按李老师的回忆,和王中先生这位“钦定”的右派结识,也算是因缘际会。1979年的秋天,李老师考上复旦新闻系的研究生,原先填报的导师是余家宏教授,可余老师却将他领到了王中先生家。
初次见面,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是大右派吗?”
“知道。”
“你怕不怕当右派?”
“我怕。”
“怕什么?”
“地富反坏右,谁不怕啊!我才30出头,像您这样当20多年右派,我都快60岁……”
李老师在《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里写,听完这句,王中先生“只是一口一口抽烟,当空气快要窒息的时候,他才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说了真话。’从这开始,他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了一个小时。讲记者的工作是求真,学者的工作也是求真,追求真理。而求真的第一步就是真话。真话不一定正确,但追求真理必须从讲真话开始。”
1994年的秋天,王中先生的身体状况恶化,已有神志不清的迹象。李老师去探病,骨瘦如柴的王中先生却拿出一本学术期刊,在李老师耳边呢喃:“你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多写点,我还想看你写的。”这是王中先生留给李老师的最后一句话。
读到那一段,我才明白,知识会瞬息更替,而为学的道统,却素有渊源,生生不息。思想自由,离不开承继的方圆。
前些天,文汇报原副总编辑、1977级新闻系毕业生马申给了我一份礼物:油画《教授们》捐赠纪念册。这是1977级的老学长老学姐,对新闻系的一片深情。
油画的副题叫《首届新闻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五位答辩委员会教授端坐台前,眼前是陶瓷茶杯、话筒、纸笔,还有大热天特意准备的橘子汽水。复旦大学教授余家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钱维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隆栋、复旦大学教授舒宗侨、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都是新闻教育史上如雷贯耳桃李天下的大名。
而坐在桌侧,手里点着一支中华烟的老者,就是王中。马申告诉我,王中先生给1977级上课时,语重心长地说过一句话:“你们要做布鲁诺。”
80后、90后也许难以理解老一辈对真理的信念。1977年是意味深长的年份。中断十年的高考宣布恢复,为了加快进度,当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翌年初春便宣告开学。电影《高考1977》临近尾声,选用的相片也恰是复旦新闻系1977级的毕业照。
纪念册里同样珍贵的,还有当年的课程表。仔细辨析,其间固然有时代烙印浓重的课程,但也不乏世界史、文学名著、古代散文选读、逻辑讲座、外国政治文选、国际关系、国际法、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庞杂的学科枝蔓。
作为当年文科考分最高的专业,新闻系以培养通才杂家为己任。未必能料想的是,今日竟落下“新闻无学”之讥。
眼下的媒体环境,说恶劣恐怕不为过。而之所以濒临危局,除了确凿的技术冲击,也有未战先怯的惶恐。至于变革者,或者情怀开道,或者概念先行,所言和所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吻合,尚存阙疑。
应届生求职,或是年轻从业者聚会,要慨叹“找工作时流的泪,就是当初选专业时脑子里进的水”。资深记者有了对比,更容易有世道浇漓行业凋敝的唏嘘。离职的名流前赴后继,以至唱衰媒体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想到这里,我倒对此刻收获纪念册,有了特别的感念。
纷纭的说辞,驳杂的观点,是今天评价传统媒体的常态。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怎样向死而生,也是普遍的焦虑。兵荒马乱里,一些至简的东西却遭到忽略。
一如陈虻对柴静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先辈做人与治学的风范,穿透历史的迷雾,给予我们的警醒可能也是:如今的真理不再需要赴汤蹈火,但坚持自认为对的事,方能求得一己的自由。
所谓思想自由,不惟是知识版图的疆域,同样也指涉对质朴真理的执着。譬如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譬如纵历厄难不出虚言,譬如在颓衰颓的大环境里认定个体的小目标。
在随波逐流的年代,咬准长久不变的常识,哪怕日拱一卒,也是可贵的安稳。可惜,人心浮动,满以为是追求自在,却每每落进无所适从的窠臼。
现在每天看2、3小时书,坚持写2、3000字,无关伟业,不过是私心。于我而言,写作是通向真理和自由必经之路。光阴流逝使我心安的,除了写作,别无他途。起初我以为这是成熟,而今却发现更隐秘的关联。仿佛是王中先生和李老师的投影,我们从哪里来,往往决定了我们到哪里去。
我深信,在通向自由的路上,你们也会有自己的王中先生和李老师。借用纪念册扉页的话:致敬,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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