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妈妈在产后患上了抑郁症。抑郁症的症状可能轻微，也可能严重。轻微的症状包括情绪波动、无名哭泣的冲动、焦虑，还有难以入睡。严重的症状包括自杀的念头、恐慌、频繁的哭泣，等等。在2016年1月26日，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指定的一个卫生小组建议女性在孕期和产后做抑郁症筛查 （Belluck, 2016）。这项建议引起了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孕期也需要做抑郁症筛查吗？

人们通常认为母亲心理疾病（maternal mental illness）在生产之后的几周内才发作。然后，研究表示这种病不仅发生在产后，也发生在孕期。在2013年，西北大学的精神病学和妇产科学教授Katherine L. Wisner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产后抑郁症筛查。她与同事们发现，在10000个女性中有14%在产后四周到六周有抑郁症，然而其中1/3在孕期就开始了。而且，研究发现，女性可以在产后一年内的任何时间经历抑郁症。比如，在州最高法院工作的律师Cindy Wachenheim在她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无法摆脱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导致他得了不可修复的脑损伤。还有，研究发现母亲精神疾病不仅是抑郁，还表现在很多其他的障碍。在产后一年，1/8~1/5的女性有焦虑症、躁郁症、强迫症的症状，或者这些症状的综合表现（Belluck, 2014a; Belluck, 2014b; Belluck, 2015）。

由于母亲心理疾病如此普遍和多样，建议孕期和产后进行抑郁症筛查是对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项建议会增加母亲心理疾病筛查的数量，从而帮助生病的女性及时发现病情和接受治疗。毕竟，人们很容易忽视母亲心理疾病的一些症状：难以入睡和情绪化也发生在没有抑郁的孕妇身上。不经过筛查，一个有母亲心理疾病的女性可能会很长时间得不到治疗，过得很痛苦。另外，如果不及时治疗，反而会花费更多的费用，所以实时准确的治疗可能可以节省一大笔钱。

如果患病的女性不支持这项建议，它也不会有效。幸运的是，容易患病的女性是赞成这项建议的。一项在对920名产后女性的调查显示，601名的抑郁症筛查结果是阳性，245名接受了抑郁症的DSM-IV诊断， 81.2%愿意或者非常愿意接受产后抑郁量表筛查，97％的人认为筛查是可取的（Gemmill, Leigh, Ericksen, and Milgrom, 2006）。

除了产后的女性，医疗人员也支持抑郁症筛查。比如，护士们相信，对女性进行产期有关的抑郁症筛查是他们的责任，也愿意对女性进行这种筛查。妇产科护士能够通过较少步骤完成筛查，他们也对抑郁筛查持正面的态度（Segre, Pollack, and Brock, 2014）。

因此，鉴于对易患病人群的益处和相关人员的态度，在孕期或产后进行抑郁症筛查是应该被鼓励的。但是，这项建议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即使易患病的女性愿意接受抑郁症的筛查，她们可能也不愿意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比如，12位可能患上抑郁症的妈妈中，有6位不愿意接受精神科访谈（Robinson and Young, 1982）。另外，在49位可能患上抑郁症的母亲中，有34位不愿意接受除了抑郁症筛查调查问卷以外的进一步接触或者评估。或者没有人对她们提供治疗，或者她们不接受治疗（Carter, Carter, Luty, Wilson, Frampton, and Joyce, 2005）。如果这些结果代表了所有可能患上抑郁症的母亲的态度，那么对母亲抑郁症的筛查建议可能不会有效，因为筛查的最终目的还是治疗。

其次，医疗人员可能不理解妈妈抑郁症，也不熟悉筛查的标准化工具。Wisner教授说，医生们在上医学院时被教育“女性不会在孕期抑郁的，因为她们很快乐”（Belluck, 2014a）。这种想法会阻碍医生及时对女性进行抑郁症筛查。Chadha-Hooks, Park, Hilty, 和 Seritan (2010)发现，医疗人员，尤其是儿医，对产后的确症筛查的工具不熟悉。可能的原因包括医疗人员对在日常门诊实践中使用标准化的尺度没有经验或持不好的态度。

第三，筛查母亲抑郁症的现有工具是有限的。常用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不能提供抑郁症的诊断。它有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问题，而且被使用的截止点也不统一（Laios, Rio, and Judd, 2013）。

最后，英国国家审查委员会在2001年重新评估对产后抑郁症筛查的政策，决定不建议普遍筛查。还有，全国学院为临床产前和产后心理健康指南和苏格兰学院指南网的“产期相关情绪障碍管理”的临床指南认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或其他工具没有足够的准确性在产前后产后进行常规使用，所以太少证据证明需要建议使用这些工具（Laios, Rio, and Judd, 2013）。他们反对普遍筛查理由是值得考虑的。

总的来说，同意和反对进行抑郁症筛查都是有理由的。无可否认，很多医疗人员和妈妈都欢迎筛查，而且这项建议可能帮助很多女性和避免因为不治疗引起的花费。但是，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加上筛查的实际问题，使这项建议可能对治疗患上抑郁症的女性并没有实际帮助。

如果医疗人员和大众能够得到母亲抑郁症的正确教育，对抑郁症的误解可以大大的消除。如果能够改善现有的筛查工具（使假阳性和假阴性降低）和开发更好的工具，筛查会更有效。此外，如果有统一的跨医学学科的筛查方案，那么医疗人员将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以更有效地遵守和进行筛查。虽然现状很不理想，希望能通过合理的教育和更好的工具，母亲抑郁症筛查会更有效。那样的话，筛选的建议将是可取的。

参考文献

Belluck, P. ‘Thinking of Ways to Harm He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14a. 

Belluck, P. After Baby, an Unraveling.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14b. 

Belluck, P. Maternal Depression Often Starts Before Giving Birth, Study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15. 

Belluck P. Panel Calls for Depression Screenings During and After Pregnancy.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16. 

Carter FA, Carter JD, Luty SE, Wilson DA, Frampton CMA, Joyce PR. Screening and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 Cautionary Note. Australasian Psychiatry. 2005: 39: 4: 255-261.

Chadha-Hooks PL, Park JH, Hilty DM, Seritan 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 Original Survey of Screening Practices within a Healthcare System.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 Gynecology. 2010; 31: 3: 199-205.

Gemmill AW, Leigh B, Ericksen J, and Milgrom J. A Survey of the Clinical Acceptability of Screening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Women. BMC Public Health. 2006; 6: 211.

Laios L, Rio I, Judd F. Improving Maternal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Integrated Care for All Women versus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Australasian Psychiatry. 2013; 21: 2: 171-175.

Robinson S, Young J.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Post-Natal Period: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A Subsequent Treatment Offer.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82; 16: 47-51.

Segre LS, Pollack LO, Brock RL, et al. Depression Screening on a Maternity Unit: A Mixed-Methods Evaluation of Nurses’ View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014; 35: 444-454.

Solomon? NY Times: “The Secret Sadness of Pregnancy with Depression” 5/28/2015,

**以上文章为“快乐妈妈互助团”原创文章，其他公众号转载必须经过“快乐妈妈互助团”和作者的同意授权。请尊重大家的辛勤劳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