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的话：

“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惊人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在村外的某个孤独的茅舍里了结一生。”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拥有过人的才华却因为住在了一个女性的躯体里因此需要压抑自己的才能，将自己归于平庸，这是伊丽莎白时代女性的悲哀。

那么如今的女性呢？她们是否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否仍旧承受着“你是女孩，你学不好理科”种种性别刻板印象的困扰？

女性才能的发挥，这个问题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不论17世纪还是现在，一直都存在。

而女性，她是所有人的母亲，她可能会是你未来的女儿，为了她们的未来，对于女性潜能和才能必须开始重视。

正文：

我在书架上不断寻找，但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法找到一本有关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在伊丽莎白时代妇女没有写出一首诗歌？而且我也不清楚，她们是怎样受到教育的，她们是否被教会写字。她们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妇女在二十一岁以前就有了孩子，简单地说，她们从上午八时到晚上八时在做什么。她们显然没有钱；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不管她们愿意不愿意，她们还没有走出儿童室就已经嫁人了。大有可能是在十五六岁时出嫁。凭上述情况，我断定，若她们当中有人突然写出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反倒是极其古怪的。我又想到一位老绅士，他现在已经死了。但我想他曾是位主教，他宣称，任何女人，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他为报纸撰文阐发此见，他还告诉一位向他咨询的女士，猫上不了天国，尽管――他补充说――猫也拥有某种灵魂。这些老绅士用了多少心思来拯救我们啊！他们一到，无知的疆界便怎样地退缩了。——猫儿上不了天国，妇女写不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不管怎样，当我看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时候，却不能不想到，那位主教起码在一点上是对的，就是说，让任何妇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既然事实如此难以获得，那就让我想象一下吧。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个天赋惊人的妹妹。比如说名字就叫朱迪思，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上了文法学校――须知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继承人。在学校里他可能学了拉文――读了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并学了基本的语法和逻辑。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孩于，偷猎过兔子，也许还射过鹿，并不得不年纪轻轻就过早地娶了街坊里的一个女子，那女人婚后远未到十个月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种越轨行为把他送到了伦敦去寻找出路。他似乎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他先是在剧场门口给人们牵马。不久他就在戏院找到了工作，成了一位有成就的演员，并且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会见每一个人，什么人都认识，在舞台上实践着他的艺术，在街上运用着他的才智，甚至进入女王的宫殿。

而同时，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具有非凡天赋的妹妹却呆在家里。她就像他一样喜欢冒险，一样富于想象，一样渴望着了解世界。但是她没有被送去上学，她没有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不要说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了。她有时拿起一本书，也许是她哥哥的一本书，并且读上几页。但接着她的父母就走进来，吩咐她去补袜子，或者是照看一下炖肉，而不要痴迷地看书读报。他们说话时严厉而又慈祥，他们是家境殷实的人，知道女人的生活状况并且爱他们的女儿――确实，极有可能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也许她偷偷地在存放苹果的阁楼上涂写过几页什么，但要么是仔细地把它们藏起来，要么就是把它们烧掉。不久，年仅十几岁的她就被许配给街坊里一位羊毛商的儿子。她强烈反对，说她讨厌结婚，因此又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然后他不再斥责她，而是乞求她，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在婚事上使他蒙受耻辱。他说，他会给她一串珠饰，或者一件漂亮的裙子，而且他的眼里含着泪水。她又怎能不听从他呢？她又怎能伤他的心呢？但天赋的力量驱使她违抗父命。她把自己的物品包成一个小包袱，在一个夏夜攀着绳子下了楼，取道去了伦敦。她还不到十七岁。在树篱中唱歌的鸟儿不比她更具有音乐才能。对于词语的声调，她拥有最敏捷的想象力，类似她哥哥的天赋。像她哥哥一样，她也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她站在剧场门口，说，她想当演员。男人们当面笑她。经理――一位多嘴的胖男人――狂笑起来。他大叫大吼地说了一通长卷毛狗跳舞和妇女演戏――他说，女人不可能成为演员。他暗示――你能够想象他暗示的是什么。她不能够训练她的技艺。难道她能到酒馆求客饭，或者是半夜在街头徘徊吗？但是她的天才是在虚构想象方面，渴望着从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及对他们的癖性的研究中摄取丰富的养分。最后――须知她非常年轻，脸庞奇妙地像诗人莎士比亚，长着同样的灰眼和弯眉――最后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动了怜悯心，于是她发现自己怀上了那位绅士的孩子，因而――当“诗人的心”被“女人的躯体”所拘囚、所纠缠时，又有谁能估量出其中的炽烈和狂暴呢？――因而，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埋在某个交叉路口，位置就在如今公共汽车在“大象与城堡”酒馆外面停车的地方。

我以为，倘若在莎士比亚时代有一位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的话，那么她的故事就会大体是这个样子。不过就我而言，我倒赞同那位已故主教――如果他的确是主教的话――的看法，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会有某位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这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不是在劳动的、未受过教育的、做奴仆的人们当中诞生出来的。……要知道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她们在走出儿童室以前就已开始了工作，她们的父母逼迫她们，而法律和习俗的各种力量又把她们约束在这类工怍中。妇女中必定也存在某种天才，正如它必定存在于工人阶级当中一样。时而有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者一位罗伯特·彭斯一时闪耀夺目，证明了天才的存在，但这种天才肯定从未诉诸于笔墨。然而，每当读到一名女巫被人们所回避，或者某女被魔鬼所附身，或者一个聪明的女人在卖药草，或者甚至某个杰出的男人有位母亲时，我就想到，我们是碰到了一位迷途的小说家的踪迹、一位被压抑的诗人的踪迹，某个沉默而又湮没无闻的简·奥斯丁或者艾米莉·勃朗特的踪迹，她在荒野把自己的头撞破，或者在大路旁作鬼脸怪相，因为她的天赋折磨着她，使她发狂。确实，我倒乐意冒昧猜测，那写了许多诗歌却又不署名的古代无名氏，多半是妇女。我以为这令人想到女性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她创作了民谣和民歌，向她的孩子们低声吟唱，用这些民谣和民歌帮助她度过纺线的时光，或者消磨漫长冬夜。 

这也许是真，也许是假――谁能说得清呢？但是在回顾我所杜撰的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一点是真实的，

即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的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孤独的茅舍里了结一生。

半是女巫，半是术士，为人们所惧怕又为人们所嘲笑。因为只要精通心理学就可确知，一个试图将其才能用于诗歌创作的极有天赋的姑娘，一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和阻挠，并会被她本人的矛盾的本能所折磨和撕裂，结果她无疑会丧失健康和健全的神智。没有一个姑娘能够走到伦敦，站在剧场门口，闯到演员经理的面前，而又不使自己受到侮辱并蒙受痛苦。这痛苦也许是非理性的――因为贞节可能是某些社会出于未知的原因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崇拜对象―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贞节在当时，甚至在现在，都在妇女的生活中具有一种宗教式的重要性，并且被神经和本能团团裹住，因而若要把它解放出来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需要有最为罕见的勇气。对一位女性诗人和剧作家来说，在16世纪的伦敦过自由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紧张和进退两难，而那种处境完全可能置她于死地。倘若她幸存下来的话，那么她所写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会是扭曲的，变形的，是从一种勉强而又病态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看着没有妇女的剧作的书架，我想，毫无疑问她的剧作不会有署名。她一定会以匿名作避难所。正是贞节感的遗威令妇女甚至迟至19世纪仍隐姓埋名。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的化名）、乔治·艾略特、乔治·桑，她们的作品证明她们是内心冲突的牺牲品，她们寻求使用男人的名字把自己遮掩起来，虽然并不成功。这样一来，她们也就向习俗表示了敬意，那种习俗如果不是由另一性别的人所牢牢树立起来的话，也是他们大加鼓励的。那习俗认为，妇女引起公众注意是令人厌恶的。(佩里克利斯说，一个女人的主要光荣就是不被人们谈及，而他本人则是为人们所大量谈论的一个人。)匿名在女人的血液中流动。想把自己遮掩起来的欲望控制着她们。甚至现在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关心自己的声誉的健康。一般说来，她们走过墓碑或者广告柱时，并不会感到有要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其上的不可抗拒的欲望。这就与阿尔夫、伯特或者蔡斯们不同。这些男人一定会遵从本能行事，若是看见一位漂亮女人走过，或者甚至是一条狗，那本能就会低语道：这狗是我的。当然，涉及的也可能并不是狗，我想，我记起了议会广场、西吉斯林荫道，以及其他的林荫路；它可能是一块地，或者一个长着黑色卷发的男人。而女人甚至能够走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黑人却并不希望把她变成英国人，这是做女人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此，那个在16世纪诞生并具有诗歌天赋的女人，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与自身相冲突的女人。要释放出她脑子里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须有一种心境，然而她的全部生活条件，她所有的本能，都与那种心境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