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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应该来一场大反思

红黄蓝幼儿园涉嫌虐童引发社会共怒,真相尚在调查,但是时候来一场幼儿教育的大反思了。

本文转载自《东方今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原标题为:“红黄蓝”虐童事件惹社会共怒 幼儿教育应来一场大反思


上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爆出涉嫌“虐童”、“性侵”幼儿,真相还在调查,但接二连三的虐童事件不断刺痛着公众的神经。

目前,涉事幼儿园的相关人员已被控制,政府工作组已进驻幼儿园,配合警方调查。可以预期,涉事人员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作为上市公司的红黄蓝集团也将因为这起丑闻而付出惨痛代价。

问题是,“红黄蓝”之后呢

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的觉醒,而要防止人性中“恶”的爆发

继南京爱德美幼儿园、上海携程幼儿园虐童之后,现在轮到了知名的北京红黄蓝……有媒体掐指算来,整个2017年,见诸报道的“虐童事件”就有19起。恐怕,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看到这么些令人惊惧不已的新闻,相信不少家长送孩子入园时,都会有一种提心吊胆或惴惴不安的感觉。事实上,在送孩子进幼儿园关上大门的那一刻,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在幼儿园内的一切,就很难再获得有效的信息。虽有家委会的存在,但家委会形同虚设,实际上起不到监管的作用。问自己的孩子,恐怕也不那么容易。犹记得孩子上幼儿园时,问她幼儿园的事情,她总是不说,偶尔说漏了嘴,比如说某某小朋友受到了老师的惩罚,再追问,便打死也不说;逼得急了,才如实相告:“老师不让说。”和不少家长聊到这个问题,才发现,“老师不让说”的有很多。

“老师不让说”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规避负面信息,免生麻烦。孩子出于对老师的信任乃至某种长期灌输的压力, “打死也不说”很正常。这种现象,不一定是普遍的现象,但为数肯定不少。孩子不让说,监控难查看,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将幼儿园形成了层层包裹的“铁幕”,在“虐童事件”频发的当下,无疑让家长无比焦虑。

可以说,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不是教育技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不能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明白,每次“虐童事件”发生后,相关教育部门表态要进行师德教育让人多无言。我们也不能把孩子的安全托付给人性的善的觉醒,而是要防止人性中的“恶”的爆发

如何防止人性中的“恶”?在监管、教育投入、法律等顶层设计无法短期提升的情况下,技术却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可以迅速提升监管的力度。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将家长的手机与幼儿园教室内的监控连接在一起,让家长随时监控查看,已不成问题。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这种技术已经使用。比如我在漯河的一个朋友,他就可以随时用手机查看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他很奇怪:为何像郑州等这些大城市还未能普及?

这显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在北京红黄蓝虐童事件发生后都已提出,包括360在内,已有好几家互联网企业能够提供这种智能摄像设备,图像足够清晰,价格也不贵,奇虎还给幼儿园免费安装免费送,但就是有很多大城市的幼儿园并不买账,反而是小城市的幼儿园比较积极。

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一二线城市不管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不像三四线城市那样竞争更为激烈,是买方市场,一园难求、处于卖方市场的他们,都很强势,自然不愿意提供实时视频,以免家长看后指手画脚,落下把柄

由此可看,技术不是问题,问题还得靠制度。比如,政府建立所有幼儿园必须安装实时视频且时时监控的制度,看看谁的“恶”还敢在众目睽睽下表演?

解决幼儿园虐童事件,需要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愤怒和悲伤都不能持久,能持久的只有思考

愤怒和悲伤不能持久的原因是,我们都有健忘症。当时间拉长,悲伤稀释,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跌跌撞撞中适应悲剧?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再等到有更多的孩子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挺着小肚皮展示那些细微得几乎不可察的伤口时,才真正开始痛定思痛,反思我们的学前教育制度了。

只是短短十五天,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和携程托管亲子园虐童事件相继曝出,在全国引发舆论热议。但是幼儿园虐童的案件何止这一起,网络上随便一搜,结果触目惊心。

根据媒体梳理的这几年我国发生的幼儿园虐童的惨案,不难发现,大部分虐童事件有几个相同之处:涉事教师没有从业资格证、大都发生在民办幼儿园……当然,这不是民办幼儿园天然的原罪,而是我国学前教育畸形发展的恶果,是时代之痛

现在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并不包括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成为监管上存在着弱点甚至是盲点的领域。公立幼儿园容纳量有限,于是各种形式包装下的民办幼儿园开始了野蛮生长。据统计,2015年我国有超过一半幼儿在民办幼儿园接受教育。当然,如果算上统计中遗漏的各种没有资质的“家庭式”幼儿园,这一比例或许更高,民办幼儿园几乎成了学前教育的主要阵地。而随着二孩放开,如果公立幼儿园数量又没有大的变化的话,还会有更多的孩子进入民办幼儿园里。但是,私立幼儿园因为天然的商业基因,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面对着野蛮生长的市场前景,压缩成本成了不少私立幼儿园的选择。

私立幼儿园所需的幼教人才数量巨大,但是大部分给出的薪资待遇又非常低,所以许多私立幼儿园在招人的时候只能将标准和要求一降再降。比如北京管庄这家“高大上”的“红黄蓝”,国际班每人每学期收费5500元,而据“看准网”的相关数据显示,该幼儿园老师的工资才三四千元一个月,基本上已经是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了。让只能住地下室吃泡面的老师来爱孩子?谁去爱他们呢?由此也可推断,用这种待遇招进来的老师,良莠不齐是在所难免的。

虐童事件频发,说到底是学前教育资源太匮乏,畸形市场下,才能让无数无资质者混进学前教育教师队伍,才能让一个个野蛮扩招的幼儿园踩过红线,才能让今年4月刚曝出负面新闻的“红黄蓝”继续在11月“作恶”……

所以,在谴责涉事教师之外,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政府更好地监管教师行为,让义务教育法保护孩子;加大政府投资引导民间资本,让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在质和量上都做上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很遗憾!我们的教育理念,一直存在“虐童基因”

虐童往往打着“为了管教孩子”的旗号,极具迷惑性。现实是,只有当虐待孩子到违背常理的地步,才会形成“虐童事件”,比如携程托儿所、红黄蓝幼儿园近期所涉事件;当虐待孩子的程度一般,则会被不少家长理解体谅。

有红黄蓝的家长说:“孩子淘气,被罚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不知道是脱光了罚站。”罚站和祼身罚站的区别,到底是非虐待和虐待的区别,还是一般虐待和异常虐待的区别呢?

在传统教育理念里,罚站、打屁股都是可以接受的教育方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道,先生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鲁迅感到庆幸,因为在那个时代用这些方式惩罚学生实属常事。当跪着的中国人站起来后,罚跪不再被接受,但是,打戒尺和体罚仍然大行其道,大多数教师并没有比家长“不打不成才”教育方法更高明的理念。

儿子在幼儿园被罚站过,也被“孤立”过——让他坐在墙角,不让其他小朋友搭理他。受到这些惩罚,只是因为太调皮了。老师让干这,他却干那,老师让专心听课,他却左顾右盼。老师喜欢的孩子是背着双手、挺直腰板、规规矩矩地坐在小凳子上听讲的。这种喜好、对“问题孩子”的界定和对尊严的侵犯,通常会延伸至高中。

朋友的儿子就读于郑州某私立初中,不久前,一周多时间内被要求叫了3次家长。第一次,老师让默写16个英语单词,他有几个单词不会默写而一气之下不再默写,被老师认为其是对抗态度而罚站半天。第二次,老师说:“马上要考试了,再不好好学就无可救药了。”他在下面接了一句:“就无力回天了。”老师判定其在老师给学生打气的时候却给同学泄气,是“反动”言论。第三次,他跟一名女同学在操场散步,被认为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例早恋,因此要作为典型加以处理。

但是,在香港的教育机制里,我们习以为常的不少惩罚往往会被判定为违法。专栏作家美亚说:“在香港,对未成年人的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疏忽照顾都算是犯法,并有详尽精准的标准和执法力度。”美亚附上了香港关于精神虐待的类型和评级,精确到呵斥、恐吓、孤立、剥削、贬低、羞辱,对这些行为的避免已经渗入香港的教育机制中。因此,近几年,香港虐童案的顶配就是,老师放学的时候发放书包,把书包扔在了地上,连幼童的身体都没有碰触。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理念里一直存在着“虐童基因”。要减少甚至避免虐童事件的发生,不能再笼统地说什么为学前教育立法,也不能再概括地说什么加强师德教育,而是应当慢慢地剔除这些“虐童基因”——它最基本的要求是,遵从社会一般认识,制订精准的标准,厘清一般虐待和异常虐待之间存在的模糊地带,并明确对相关教师的相应处罚规则

这很有必要!如果我们认为那些犯众怒的老师并非穷凶极恶之辈和自始没有人性,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他们对一般虐待习以为常时,往往会错判家长的容忍度,往往更容易谅解自己的行为,从而对异常虐待视若平常、为虐童事件的发生埋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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